武士阶层的仆人——新岛襄（1843 – 1890）

1847年，新岛襄（Niijima Jo）从安多佛神学院（Andover Theological Seminary）毕业。¹ 10年前，他被西方文化及其哲学基础——基督教——所吸引，离开日本来到美国。在美国阿莫斯特学院（Amherst College）和安多佛神学院接受教育之后，他准备好向自己的国家传福音：“我要回到日本，坚持把人民从魔鬼那里转向耶稣。”²

新岛离开的是一个由德川幕府（Tokugawa Shogunate）——一种以孤立主义和严格的等级阶层（由一个有权势的封建地主集团所统治）为标志的政府体系——所领导的国家。尽管在这种体系中，新岛生于武士阶层——属于日本的精英阶层——，他在社会中的地位并没有得到保证；他被迫作为一名助手服务于一个腐败的地方当局。在遇到基督教这个长期被日本权贵迫害的宗教之后，新岛逃到了美国，去寻找肉身和灵性上的自由。在他离开日本期间，德川幕府于1867年瓦解，然后明治维新（Meiji Restoration）的时代开始了：权力重新“归还”给了皇帝；孤立主义的政策被废除，并且日本开始探索它自身的国家身份。作为一名传教士，新岛重新回到了这片变革时机已经成熟的土地。³

他的传福音策略很简单：成立一所学校，吸引聪明的年轻学生，介绍给他们基督教的真理，号召他们忠于信仰，然后把他们差派到大使命的禾场中去。1875年，新岛在京都（Kyoto）成立了同志社大学（Doshisha College）。仅仅有8个学生登记进入开学的课程，并且都是非信徒。到了1888年，有670名登记入学。从同志社大学“出现了从外国传教士手中接过讲坛的日本基督徒……，”他们“在智力上的委身和激情引起了社会的关注。”⁴ 他们的学生牺牲了大有前途的职业生涯，以新岛为老师和模范，同他一起传福音。⁵

新岛转变了年轻信徒被一种反基督教意识形态所毒害的思想。⁶ 深刻影响日本几个世纪的儒家世界观是新岛最大的障碍之一。日本人被教导说，当个人完全服从于他们“政治和社会上的领袖”时，社会利益就得到最好保障。⁷ 简而言之，子女孝敬的义务是人生的主要目的。对新岛来说，这样一种思维方式是专制残暴的，并非对社会最好。他辩解道，如果公民热爱他所称为“基督博大而有美德的福音”，他们的劳动才会给日本带来最大的收益。⁸

对于新岛来说，归信意味着首先服从于耶稣基督，其次才是世界上的领袖。他在口头和行动上给出例子证明，这样的一种秩序才会祝福一种文化。譬如说，他对罪犯福利的关注导致了日本整个刑事系统的变革。⁹ 与他同时代的其他基督徒们还成立了针对盲人的训练项目、建立孤儿院、打击卖淫、通过提倡工人权利来帮助维护那些在工业化时期被糟糕对待的劳动者的尊严，并且，总的来说，对他们国家的“道德福利”都表示关心。¹⁰ 这项改革运动证明，一个国家的福利甚至可以被其公民中一小部分人的拯救所加强。¹¹

部分上由于新岛的努力，基督教日益被看作一种回馈于社会的宗教。据《日本百科全书》所载，到二十世纪早期，“教会……资助了很多种社会和医疗的项目，诸如医院、疗养院、麻风病院，以及孤儿院；大众基督教形象通常和这些工作联系在一起。” ¹² 从数字上来看，基督教从来没有在日本形成过潮流：在1990年的人口普查中，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一共加起来的总数只有100万——占全部人口的0.7%。此外，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基督教很有可能会继续苦于一种“洋教”的污名。但是，通过新岛襄这样的信徒——他们的工作已经给一个国家提供了看得见的普遍恩典——，基督教信仰在日本已经获得了一个来之不易、福音在任何文化中扩展都必需的肯定：信誉。

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