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布尔（George Bull）是约克郡（Yorkshire）工业城镇布拉德福德（Bradford）城外伯莱（Byerley）区的牧师。他劝沙福兹伯里（Shaftesbury）领导了英国19世纪30年代的工厂改革。工业化使许多儿童在糟糕的环境中长时间工作。1833年六月，布尔发起抗议，要求委员会调查工厂法案。他这么做，既是以一名基督徒、也是以一名牧师的身份。

作为一名基督徒，我提出抗议：——

因为那位神圣的救赎主和律法的颁布者，当祂自己的门徒试图阻止孩子靠近时，祂都会责备他们……祂也绝不会容许当时任何富裕的资本家，以为有钱就可以索要特权，让儿童比他们父母工作的时间还长，剥夺他们的健康、道德进步和年轻人的娱乐。不，先生们，如果法利赛人的最高首领索要这种权利，不管是他狡猾、伪善的外表，他许多的祷告，他所夸耀的善举……还是他所储存的黄金，都不会让他获得某种“授权”，可以挽回自己的名望——偷偷地获取他的证据，或者推迟一小时释放那些无助的孩子，他们是神在祂世上的国度中拥有并祝福、所特别深爱的。

作为英国圣公会的一名牧师，我视维护受压迫者和穷人的事业为我的职责，因此我把授权这种受喜欢的体制——如今很多部分已被广泛采用——，看作是由某些政治哲学家所谋划的一个狡猾阴谋，其效果是建立有钱人的统治，却使勤劳的穷人生活恶化。我还觉得，基督教本身的利益，已经被许多基督教教授们，用犹大那样的做法，出卖到了无理而邪恶之人的手中；因为这些教授投资这些工厂，他们带着表面的虔诚来到我们的祭坛——他们在神的圣所举起双手，仿佛是在崇拜，但当他们的手放下时，就把暴虐的重担加在贫穷的儿童身上。无论这些真正基督教信仰的宿敌，是隐藏在牧师的衣袍下面，还是居住在那些靠未成年人过度劳动才得建立的大楼中，并有公园和草坪环绕，我的牧师职责对我的国家都是一样；而无论我关心的是它的繁荣、它的社会福祉，还是它的宗教利益，我都一定会谴责和反对这些人。¹

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