牧师不愿谈论公众议题的原因（下）1
美因茨大学（University of Mainz）教授曼弗雷德•梓巴达（Manfred Siebald）说得好，美国政治家老是以“神保佑美国”来结束他们的发言，使欧洲某些评论家百思不解。2 因为这些评论家听说，《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规定教会和国家分离，因此就以为，这项规定意味着不得在美国的公开场合谈论神，就像后基督教欧洲的许多地方一样。世俗主义者对此感到困惑是无可厚非的，但是许多牧师似乎也被同样的错误所误导。他们仿佛也认为，拥有信仰的人都应该对政治只字不提。以下是他们保持沉默的几个原因：
1．快乐市场：对于那些耽于享乐的人来说，先知的讲道是令人厌烦的。所以，牧师不愿教导信徒必须为公共事业付出劳苦和牺牲，以免使他的听众不高兴。大卫•卫尔斯（David Wells）的悲叹一点不假：“这个时代的治疗师——精神治疗师和广告商——已深远地影响了教会生活。”3
2．极端爱国主义（或沙文主义）的作祟：有一种不恰当的讲道，把人的国和神的国混为一谈，致使会众不是因基督的十字架，而是因一面国旗而聚集。对这种世俗做法，有些牧师竟矫枉过正，在发言中拒绝肯定崇高的、以神为中心的国家事业。
3．害怕分裂：如果有人致力于教牧事工，又致力于教会的合一，这并非很罕见的事。但我们千万要记得，神的道若正确地应用于文化方面，往往会造成某种程度上的分歧，而这正是牧师所害怕的一点。所以，不少牧师皆不传讲神的全部计划（因为这计划涉及公众议题），而大多专注谈论个人的灵性成长、讨人喜欢的礼拜、关系的建立等一类不太可能会冒犯会众的课题。
4．没有做足功课：即便是决心要投身公众事务的牧师，也不知道自己该说什么才好。他们多年以来都在研读神学和教会历史，相对来说，没花多少时间好好思考，怎样才能有智慧地把圣经不仅应用于个人层面，也应用于社会层面。这个难点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伟大的布道家司布真 要劝勉年轻的学生，一手拿着圣经，一手拿着报纸，为事工做准备。4
5．身陷党派的危险：在政治上大权在握，是十分诱人的事，教会就有可能为了获得这种权力而昏头转向。基督徒热切地与那些能够推动有益的公共政策的人建立关系，致使自己受他人和社会动向的牵制。结果，牧师先知式的发言，由于为求实际而得事事妥协，就变成了低声下气。真理在政党操纵的漩涡之中也再无一席之地。此外，不管某个政党的纲领或某位当选的官员多么令人钦佩，教会也绝不应该把这些视为国家最大的希望。不像基督和基督的道，他们这些人难免都会犯错。因此，每一次投身公共事务，都必须持着一颗属神的慎重之心。然而，慎重也可能会变成固步自封，这就和妥协一样危险了。如果伪善取代了成圣，那么信徒就会听任那些眼中没有神的人所摆布。
的确，牧师谈论公众议题会有风险，但神什么时候呼召人躲避风险？此外，承担风险并不表示不顾危险。正像所罗门向神寻求智慧一样，牧者面对时下棘手的社会政治议题时，也可以祈求神帮助自己慎重行事，而主必乐意垂听这样的祷告。
| 1 |
亦见《关键时刻杂志》，《牧师不愿谈论公众议题的原因（上）》
|
| 2 |
曼弗雷德•梓巴达《为何21世纪的欧洲评论家难以理解美国政治和宗教之间的关系》（“Why It Is Difficult for European Observers to Underst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merican Politics and Religion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载于Religion and American Politics: From the Colonial Period to the Present, 2nd ed., eds. Mark A. Noll and Luke E. Harlow,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2007年，388页。
|
| 3 |
大卫•卫尔斯《失丧的美德：为何教会必须寻回它的道德异像》（Losing Our Virtue: Why the Church Must Recover Its Moral Vision），Grand Rapids: Eerdmans, 1998年，197页。
|
| 4 |
司布真在指导他的学生怎么准备讲章例证时，提出了这一点。司布真把文化应用于教会之中，但更重要的是，他也把教会应用于文化之中。见司布真《课堂讲稿》（Lectures to My Students）Grand Rapids: Zondervan, 1979年，39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