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glish Español Français Ελληνικά Русский Português 中文(繁體)
> 圣经原则 > 前踪可寻 > 隽语名篇 > 当前动态
> 主页 > 前踪可寻 > 生命的尊严 > 堕胎和弑婴 > 纵容“解放了的”的妇女 -- [1913]
> 类别

纵容“解放了的”的妇女

玛格丽特•桑格 (Margaret Sanger)虽然是育有三名孩子的已婚妇女,但在1913年夏天,这身份对她而言形同虚设。她脑中朝思暮想的是自己与华尔特•罗伯特斯(Walter Roberts)的奸情。他是她记录在册的第一个婚外情恋人1 故事的背景是马萨诸塞州的普罗文斯敦(Provincetown),一个纽约文化和艺术精英的度假胜地。玛格丽特的丈夫比尔•桑格(Bill Sanger)经常往返纽约,这使玛格丽特觅得良机,实践她在纽约学到的新观点。她与比尔参加了五号地方社会主义党(the Socialist Party Local 5),并认识了许多激进分子,其中包括因“拒绝服从上帝、国家、社会、丈夫、家人等”而闻名的无政府主义者爱玛•戈德曼(Emma Goldman)2

这些“被解放的”人士在第五大道下区的美保尔•道奇(Mabel Dodge)公寓聚集并交流意见。这些意见大多是无法无天的。比尔•桑格称这个格林威治村(Greenwich Village)的氛围是“自由性爱的地狱入口,充斥披着革命外衣的淫乱、卖淫活动”——“如果革命意味着放纵淫乱,那么就让他们尽情喊我保守分子吧。3

然而,玛格丽特却十分热衷于淫乱,这也注定了她放荡的生活方式。虽然她很狡猾,不打自由性爱、不被孩子束缚的旗号,但实际上这正是她生活的动力。玛格丽特选择以“推动节育”为其目标,又因领军“计划家庭”而获得标榜,然而她的私生活却暴露了她鄙视家庭的真面目4

玛格丽特并不关心她的孩子斯多尔特(Stuart)、格兰特(Grant)、玛格利忒(Margaret)、佩琦(Peggy)的幸福。在一封1911年的信中,比尔催玛格丽特带佩琦去治疗其因小儿麻痹症而虚弱、萎缩的“细小四肢”。虽然佩琦步履维艰,又需要使用支架,但玛格丽特却仍在普林文斯敦忙自己的事。四年后,身在巴黎的玛格丽特,最终来不及与佩琦共度她人生的最后一年。这小女孩在阿姨艾特尔(Ethel)的陪伴下,死于肺炎5

玛格丽特真正热爱的是美国节制生育联盟(American Birth Control League),即为后来的计划生育联合会(Planned Parenthood)。美国节制生育联盟(ABCL)与后者实属一丘之貉,都赞同堕胎。联盟只是因为害怕受到公关上的责难而遮遮掩掩,而联盟的工作人员则暗中把接受辅导的人推荐给愿意做那可耻手术的医生(比如“赛该尔医生”[Dr. Seigal]6 。最终,“基督教”的牧者与联盟合作,一起提倡堕胎7

玛格丽特热衷于将“不受欢迎的人”从世界上除掉,她对优生学的兴趣就反映出这一点。玛格丽特尤其以这几件事闻名:她曾抱怨“不健壮的人”会给社会上有生产力的人带来多少负担;她将节育与创造“优良人种”相联系,并向有“遗传缺陷”的夫妇推广“奖金”或“奖励”方案,以鼓励他们绝育8

玛格丽特还致力于神秘玄学,经常咨询通灵人士与占星家9 她拒绝接受基督教 10 ,晚年当饱受心脏病所苦之时,她订购玫瑰十字会(Rosicrucian)的邮寄课程,课程名为“洞察心灵与第一手属灵体验”11 即便如此,1996年9月6日玛格丽特逝世时,人们还是为她举行了基督教葬礼。葬礼上还有牧师的祝颂,首先是在图森(Tucson)名为 “山上的圣腓立”(St. Phillips-in-the-Hills)的圣公会牧师乔治•福尔古森主教12 后来在一场追思礼拜上,纽约斯图弗森广场(Stuyvesant Square)圣乔治教会(St. George’s Church)的牧区长也送上颂词13

若有人赞赏这些神职人员的做法,纵容像玛格丽特•桑格推行的方案,并以其遗产为尊贵,这人显然是反基督教者。他们不仅使教会仪式失去福音的意义,而且向已失去方向的世人发送危险信号。唯有当教会拒绝与这类迷惑同流合污,社会的文化才会理解代表生命的教会有着崇高的呼召——生命是受保护、神圣、丰盛又永恒的。

注:
1

随后的四十年间,罗伯特斯之后尚有罗仁左•波尔特(Lorenzo Portet)、哈弗洛克•艾利斯(Havelock Ellis)、彼利•威廉斯(Billy Williams)、休•德•瑟林科特(Hugh de Selincourt)、哈罗尔德•齐尔德(Harold Child)、H. G. 威勒斯(H.G. Wells)、挪亚•斯利(Noah Slee)、 安古斯•麦当劳(Angus McDonald)、霍布森•彼特曼(Hobson Pittman)。见埃伦•查斯勒尔《英勇的女子:玛格丽特•桑格与美国节制生育运动》(Ellen Chesler, Woman of Valor: Margaret Sanger and the Birth Control Movement in America)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2年, 92, 108, 118, 173, 183, 184, 186, 244, 349, 406页论证了这点。

2

同上,85-86页。

3

同上,91-92页。

4

戛纳德•德•瑟林科特(Janet de Selincourt)、凯瑟琳•威勒斯(Catherine Wells)、玛莉•斯利(Mary Slee)可以证明这点(她们的丈夫都与玛格丽特有染)。

5

同上,93, 133页。

6

同上,301页。

7

“1967至1970年间,纽约禁止堕胎法令未被废除的前几年,这家诊所曾与纽约神职人员咨询服务中心(New York Clergy Consultation Service)合作处理堕胎问题。这中心在格林威治村的纪念耶德逊浸信堂(Judson Memorial Baptist Church)的附近成立。”同上,302页。

8

同上,216, 417页。

9

同上,221。

10

“我在哲学、心理学、人道主义方面的兴趣已经使我不再需要教会。我经常发现教会使人的眼界变得狭小、局限,但实际上教会应当开阔、深化人的眼界……”同上,252-253页。

11

查斯勒尔,418页。

12

“他并没有忽视玛格丽特在人道主义方面的成就,但他更难忘记她的广泛的兴趣、喜庆的晚会、生活中的喜乐,给图森带来的无穷欢乐。”同上,467页。

13

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