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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主义和贫困
在1932年春天，一名目击者在乌克兰——全世界农业最发达和粮食产量最高的地区之一——的一个村庄，报道了饥荒的状况：“这个时候，村民所遭受的困境令人绝望……我记得在公路和小径上一眼望不到尽头的乞丐队伍，挨家挨户地乞讨。他们处于不同程度的饥饿中，肮脏且衣衫褴褛。他们伸出双手，乞讨食物，任何食物：一个土豆，一颗甜菜，或者至少一些玉米粒。这些是最早的饥饿受害者：穷困的男子和妇女；在这场可怕的苦难中，没有任何机会可以存活的贫穷寡妇和孤儿。”1
关于1932年饥饿的乌克兰农民的悲惨描述，对农业集体化和在苏联共产主义统治下这场人为饥荒的恐怖提供了微弱一瞥。2 1932-1933年的这场饥荒造成了500多万人死亡，但同类的事情既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引用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俄罗斯作家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Alexandr Solzhenitsyn）的话：“由于共产党的错误——他们甚至从农民手中占有种子粮——，1921年的饥荒使3000万人受到影响；在伏尔加河流域造成5百万农民死亡。从那时起，大规模饥荒在我们的土地上已经变得司空见惯。”3
农业集体化的粮食生产造成毁灭性的后果，在20世纪每一次共产主义革命中都有发生，尤其是在中国，古巴，越南，朝鲜，埃塞俄比亚和莫桑比克。4 总的来说，工业和经济的集体化同样造成了毁灭性的后果。正如对农业私有财产的废除，以及政府对粮食供应的控制，在农村地区引发了饥荒；同样，在工业和商业方面对私有财产废除，也损害了人一般性的生活水平。
苏联这个拥有时间最长的共产主义经验的国家，再次提供了经济失败最具启发性的案例。许多研究表明，1970年苏联工业劳动者的实际工资（通货膨胀调整后）仅比1913年——1917年十月革命前四年——勉强高一点。5 其他研究计算得出，在20世纪70年代——革命后50多年——，苏联所有的住宅中，有半数仍没有自来水或排水系统。6 由于最基本的消费品持续短缺——从清洗剂和剃须刀到肉类和蔬菜——，在共产主义下生活的痛苦持续增加。7
伴随着政治镇压而来的大规模贫困，同样在其它共产主义国家不断上演，比如古巴，现在仍然处在卡斯特罗独裁统治的煎熬之中。引用美国左派前领导人大卫·霍洛维茨（David Horowitz）在1985年的话：
在革命[1959年]前，古巴人在拉丁美洲享有最高的人均收入。如今，他们成为了经济囚徒，即使是在最基本的必需品方面，他们也依赖永久性的定量供应，并长期短缺。这种定量分派本身说明一个问题……相比十年前，服装的分配降低了20%；而古巴穷人最基本的必需品大米，每年消费只有过去[前共产主义]巴蒂斯塔政权的一半。8
共产主义的经历清楚表明，当私有财产和企业被国家控制和计划经济9所取代时，通常会产生灾难性的后果。它不仅破坏了市场诱因，阻碍了创业精神和革新，而且由于市场价格信号被中央计划者的专制决定所取代，造成了大规模的资源不合理分配和浪费。最重要的是，由于无视第8条和第10条诫命，共产主义清除了神在经济支持方面对家庭的主要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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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ron Dolot著,“由饥饿执行：隐藏的大屠杀”（Execution by Hunger: The Hidden Holocaust）(New York: Norton, 1985), 第137-1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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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参考《关键时刻杂志》的文章，“毁灭海洋的意识形态”（An Ideology Which Destroys S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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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exander Solzhenitsyn著,“勃列日涅夫时代末期的共产主义”（Communism at the End of the Brezhnev Era）, National Review, January 23, 1983, 第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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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参考如下研究：Clarence B. Carson著,“基本的共产主义：它在20世纪的成长、传播和崩溃”（Basic Communism: Its Rise, Spread and Debacle in the 20th Century） (Wadley, AL: American Textbook Committee, 1990); John Marks著,“燃烧的雪球：共产主义的理论与实践”（Fried Snowballs: Communism in Theory and Practice） (London: Claridge Press, 1990); Nick Eberstadt著,“共产主义的贫穷”（The Poverty of Communism） (New Jersey: Transaction Publishers,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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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苏联共产主义经济失败的资料和详细分析，及其对进口西方科技的依赖，参考Philip Vander Elst著,“苏联经济档案”（The Soviet Economic Record）,收录于“资本主义科技帮助苏联复兴”（Capitalist Technology for Soviet Survival） (London: Institute of Economic Affairs, 1981), 第21-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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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第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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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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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vid Horowitz——壁垒（Ramparts）杂志的前主编，兼反美越南团结运动（anti-American Vietnam Solidarity Campaign）的创始人——1985年在伯克利的大学校园的一篇演讲，随后发表于“尼加拉瓜：献给我的左派前战友的一篇演讲”（Nicaragua: A Speech to My Former Comrades on the Left） ，Commentary, June 1986, 第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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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即使自由市场经济也会涉及一些政府管理和调整，例如，联邦储备贷款利率调整，以对抗通货膨胀，但这种调整远不及在一种国家控制的经济体制中所控制的那样严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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