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欧文在牛津的“特别信托”

因为拥有诸如圣徒之万灵学院、基督教会学院、圣体学院、耶稣堂、和三一学院¹ 等等这类历史悠久的学院，牛津大学很可能被人认为是偏向基督教的。然而，1654年的牛津却并非如此。当时的牛津大学正处于平等派（Levelers）和第五王国派（Fifth Monarchists）的袭击。前者认为，理智上训练丰富的神职人员既没必要、也很危险。他们相信圣灵是唯一必要的老师。后者则根据但以理书2:44相信，1649年国王查尔斯一世的处决标志着末世的来临——学习已经没有必要了。两个派别都不赞同注重古典和圣经语言的课程安排。一些更为热心的推崇者甚至企图让学生们放弃学习；一些人还在街上示威游行，宣称那大而可畏的“耶和华的大日”。²

约翰·欧文（John Owen）很忙。1651年，这位清教徒牧师和神学家成为隶属于牛津大学的基督教会学院院长。一年以后，克伦威尔又指派他作整所大学的副校长。³ 欧文给自己的定位是牧师而非学者，因此认为自己不适合那个职位。但无论怎么说，他都是一个学识渊博的人。从他出版的著作中可以看出，他深谙拉丁和希腊古典文学、教父文献、中世纪经院派、以及16和17世纪的改革宗神学。⁴ 同时他还是一位颇有能力的语言学家，精通拉丁文、希腊文和希伯来文。⁵

欧文相信“宗教与文学的荣誉”是他的“特别信托。”⁶ 他希望牛津和剑桥两所大学在上帝的引领下，能够再度成为基督徒学习和传福音的中心；⁷ 为学生提供的文科教育能成为下一代的福音使者所需要的通识和专门训练。作为基督教会学院的院长，他任命的教师神学立场都与他一致，既敬虔又满有能力。作为副校长，他确保学生们所有学科的学习都使用希腊文或拉丁文。

欧文十分看重讲道和祷告。他要求所有学生就其主日听道的内容向他们的辅导员汇报。他自己也在基督教会和圣玛丽大学教会定期讲道。无论是对教职员工而言，还是对学生们而言，他那些以圣经为本、精辟入里的讲道均显示出，他很在乎敬虔在生活中的实际操练。⁸

1657年，因着欧文在教学、行政、和讲道上的辛劳，他能够说，牛津的状况比起他刚来时好了许多。⁹ 著名的英国革命史学家克拉伦登伯爵（Lord Clarendon）观察说，1650年牛津大学在“各个学科都出类拔萃，知识纯正。”¹⁰

大学常常遭受（或者挑唆）“城镇与长袍”之间的张力，诸如学生们太过吵闹、市政服务紧张、税收负担不平衡、捣乱分子的投票冲击，以及其他一些价值观上的冲突。而教会与长袍之间也同样充满着类似的张力。一方面，一些基督徒混淆了反智与敬虔，认为深入的学习是浪费时间。另一方面，许多学院和大学放弃了与上帝话语的联盟，选择了与福音对立的道路。 这一切足以让任何一个优秀的基督徒思考，思考在学术界与作为生源的会众之间是否还有健康关系的希望。约翰·欧文恰恰证明了此点：调和是可能的，也是应当追求的；学术界和会众可以一起兴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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