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設計論的奠基人
1959年，數百位科學家聚集在芝加哥大學，為查理斯•達爾文 於1859年發表的《物種起源》舉行百年慶祝活動。學者們從來沒有那麼強烈地宣稱過進化論就是事實。1 從那以後，人們把質疑進化論的人醜化為宗教原教旨主義者就更容易了。今天依然有科學家延續著那種精神，如理查•道金斯（Richard Dawkins） 就十分自信地說過：“在所有科學可能知曉的事情上，進化論恐怕是我們最有把握的了。”2 然而，仍然有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質疑進化論。這裏舉出四位不認可達爾文假說的科學家。
邁克爾•丹唐（Michael Denton） 丹唐因為1985年的書《進化論：一個搖搖欲墜的理論》，而成為智慧設計（ID）運動之父。他的理論是，宏觀進化（一系列的基因突變導致新品種誕生的過程）並沒有明確的證據。科學界因為沒有另一個純粹自然主義的理論可供選擇，於是就簡單地假設了其真實性。3 今天，區分宏進化與微進化是對達爾文主義的標準批判之一。丹唐的貢獻在於讓這種批評根植於合理的研究，並使之通俗易懂。“我們主要靠丹唐的導彈——對世俗論證的打擊面廣，並且殺傷力強——擊穿了進化論的保護殼。”4
菲力浦•詹森（Phillip Johnson） 作為伯克利大學的法學教授和辯論學專家，詹森感受到了丹唐導彈的影響。在倫敦休年假時，他需要找一個題目來做研究；於是便如饑似渴地閱讀了《進化論：一個搖搖欲墜的理論》和理查•道金斯的《瞎眼的鐘錶匠》。在剩下的休假時間裏，他仔細分析研究了雙方的辯論。1991年出版的《審判達爾文》就是他的總結，基於並擴展自其休假期間的論文。5 與丹唐一樣，詹森辯論說，達爾文主義者不知羞恥地忽略進化論缺乏證據這一事實。他接著論證說，達爾文主義是一個准宗教運動；進化論者忽略科學應有的標準，只靠著相信自己是對的就往前沖。6 雖然創造論者先驗地以上帝存在為前提，現代達爾文主義者至少在方法論上也以上帝不存在為前提。任何一種前提一旦提出，科學與宗教之間的界限就不復存在了。
邁克爾•比希（Michael Behe） 丹唐的書著實震驚了裏亥大學（Lehigh U.）的教授比希，他一度以為進化論有充分的論據。7 他感覺被學術界所矇騙，於是追尋了一系列的研究，最終導致1996年《達爾文的黑盒子》一書的出版。8 作為一名微生物學家，比希看見達爾文無法解釋系統的出現，諸如眼睛或血液中的凝血因數，因為這些都具有“不可約化的複雜性。”9 自然根本不可能通過增量突變或者自然選擇來產生如此複雜精密的身體機制。它們要麼作為一個整體出現，要麼根本就不會出現；而達爾文進化論無法解釋這些系統性的整體。
威廉•鄧布斯基（William Dembski） 鄧布斯基擁有數學和科學哲學的博士頭銜，因此有足夠的學術信譽來推廣智慧設計（ID）的運動。他在1998年出版了《單單創造》，並在其中說明了“解釋性篩檢程式”。 那是一個數學和統計的過程，用來比較一件事情偶然發生和智慧設計兩者的可能性。比如說，他發現一個人能摸到大同花順的機率是十分微小的，除非可以假設智慧干預，也就是說欺騙。同樣，DNA是如此精美複雜，只有神的護理才是最明顯的解釋。10
與其他一些學者們一起，這些人都證明，進化論者必須言及可能性而非不爭的事實——而且這些可能性遠小於智慧設計的可能性。這場戰鬥有越來越多的人參與，11 而1959年那些舉行百年慶祝活動，自鳴得意地歡呼的達爾文主義者，現在開始失去其搖頭晃腦的底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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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事件被稱為“百年慶典”，其中的豪語已經成為進化論中的常用語。譬如動物學家朱利安•赫胥黎（1887-1985）的言論：“談論達爾文理論的第一點就是，那已經不再是一個理論，而是一件事實。” 摘自朱利安•赫胥黎著，《達爾文主義的出現》，收錄於《達爾文之後的進化》，Sol Tax編, 第3卷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0), 第75頁，第1頁, 也摘錄於Thomas Woodward, 《懷疑達爾文主義：智慧設計的歷史》 (Grand Rapids, MI: Baker Books, 2003), 第3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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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述自《與進化征戰》，2004年12月3日引自現在與比爾•莫耶斯網站， http://www.pbs.org/now/science/evolution.html (accessed December 18,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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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odward著，《懷疑達爾文主義》，第49-50頁。Woodward總結了丹唐的理論：“宏觀進化——通過隨機突變的選擇而不斷進化發展——在生物學的任何方面沒有任何支持證據。”宏觀進化論既沒有經驗證據支持，也沒有思想實驗——即試圖建構任何可信的進化途徑——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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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 第6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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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 第69-7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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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 第9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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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第157頁。“因此，比希的動機很複雜。它植根於一種很強烈的義憤，一種當他看到教科書裏對宏觀進化的討論所具有的廣泛欺騙性和誤導時，內心默默醞釀的憤怒。比希逐漸認識到，那些竭力贏得大眾，特別是高中生和大學生，要他們相信達爾文進化論就是事實的書籍和媒體言論，具有高度欺騙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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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比希，達爾文視細胞為一個“黑盒子”，一個神秘的、無法解釋的機制。因此，達爾文形成他的進化理論時，並沒有得益於對細胞的任何研究（分子生物學）。同上，第16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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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不可約化的複雜性”的例子，請參看《不可約化的複雜性舉例》，2004年12月18日引自發現研究網路網站http://www.arn.org/behe/mb_ic.htm (accessed December 18, 2004). 至於“不可約化的複雜性”的重要性，比希聲稱，是達爾文自己在寫《物種起源》時建立的，“如果有人可以證明，任何一種複雜器官的存在不可能由無數的、連續的、微小的改變而引起，那麼我的理論也就土崩瓦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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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odward, 第173-7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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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關鍵時刻雜誌》文章，“智慧設計論誕生的陣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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