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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呢，慈善变成什么样子了
两位总统，两种福利方案。1854年，当国会向富兰克林·皮尔斯（Franklin Pierce）提议立法资助精神病医院时，他否决了这项提议，担心联邦这样的参与会削弱私人捐赠：“如果这项法案成为法律……慈善基金将会在国内被用光……”1 然而，1909年，当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在出席关心无谋生能力子女（Care of Dependent Children）的白宫会议时，把这些细节留给专家来处理：“救济如何才能实现，靠公众、私人，还是两者结合，用什么方法，你们有资格说，而我没有。”2 慈善开始从私人往国家责任的方向发展。这是如何发生的呢？需要看看路线图了。
在19世纪初，公民个人由于被基督教的复兴之火激励，有组织地同时宣讲福音和救济穷人。3 他们供应了成千上万人的需要。4 由于这种捐赠产生于基督教的世界观，他们的给予不仅慷慨，而且谨慎。作为基督徒，他们认识到人类的罪，因此拒绝不加区分地给予，因为那不能区分真正有需要的人和欺诈的人。然而，随着19世纪的“进步”，人类的观点开始发生改变，施舍的方式也随着发生改变。这种世界观的一个显著例子被《纽约论坛报》（New York Tribune）的普救主义者编辑霍勒斯·格里利（Horace Greeley）所清楚阐明。
格里利相信，每个人基本上都是好的，因此，他对不加区分的给予没有任何保留。此外，他建议将财富重新分配，以便所有人都可以获得平等的份额。虽然他的报纸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公众舆论，但格里利还仅仅是个开始。随着对人类信心的不断增加，慈善开始变得世俗化。公民开始崇拜国家，依靠它为寄托。到了19世纪末，新的趋势变得明确，令人心寒：
因此，我们应该把国家看作教会，把国家的统治者看作是基督的牧师，把国家的全体民众看作是基督徒的兄弟……把国家逐步的发展，特别是抚养软弱者，看作是地球上给予上帝最完全的服事，是迄今为止我们所做触及天国最近的事情。5
怎么强调这种态度转变所产生的实际效果都不为过。在这个新时期，私人慈善捐助事实上被加以劝阻，以免排挤政府的参与。6 不过，是联邦政府对大萧条的回应——新政（New Deal）——和伟大社会（Great Society）的立法，确保了美国发生的改变。
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总统果断地对大萧条作出回应。他具争议性的必要政策是联邦法规（例如，联邦储备保险公司）和社会改革（如社会保险立法）的结合。从临时职位到廉价的电力，美国人期待山姆大叔可以提供救济。一位深受新政影响的年轻国会议员是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他于1937年开始在众议院担任得克萨斯州的议员，并且以罗斯福的追随者而闻名。当约翰逊于1963年成为总统时，他促成了自己的新政——他将其称为“伟大社会。”这是联邦与社会恶习斗争的一次努力。正如一位对此赞同的作家写到，这是“以最好的愿望”孵化出来的计划。7
约翰逊的工作有许多值得称赞的地方。例如，民权法案是他的部分遗产。不过，约翰逊帮助穷人的改革并没有奏效。统计显示，8 他的政策是失败的，并且它们阻断了救济和洞察力之间的重要关系。正如《美国同情心的悲剧》（The Tragedy of American Compassion）的作者马文·欧拉斯基（Marvin Olasky）说，“20世纪60年代关于贫困的战争是一场灾难，主要不是因为它的新方案，而是由于它们过于强调应得的赔偿，而不是需要。”9 这种错位的强调仍在继续。一个真正的“伟大社会”将会接纳明智的、私人的、慈善的捐助。这种给予，归根结底，是个人的、有效的、以及——至少在美国——逐渐受欢迎的。10 由于公共部门福利的失败，我们可以盼望，救济再次重新回到教会和私人部门——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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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vin Olasky在“美国同情心的悲剧”（The Tragedy of American Compassion）(Washington: Regnery Publishing, 1992)中加以引用, 第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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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第1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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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并不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在听到牧师呼召悔改的同时，还听到他们提醒听众——按一个传道人的话来说——，“生活最重要的是去除人类痛苦，提升罪人。”Timothy L. Smith著，“19世纪中叶美国的复兴运动与社会改革”（Revivalism and Social Reform in Mid-Nineteenth Century America）(New York: Abingdon Press, 1957), 第163页。19世纪早期到中期的社会改革者，将属灵的和物质上的供应结合了起来：“这些活动的主要结果是将属灵帮助和社会服务结合了起来。那些仍旧专注在属灵影响的组织，如今认真地描述着改善社会的工作的重要性。”同上，第1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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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主日学联盟（American Sunday School Union）照顾那些被剥夺教会资格的城市儿童。国内宣教部（Home Missionary）和传单协会（Tract Societies）所做的不光是传福音。他们为这些人安排工作，收容贫困儿童和青年，分发衣服，为穷人提供食物。19世纪50年代，在费城有200家慈善组织（这些组织中有160家以教会为基础）将这座城市分成片区，为的是“为每一个穷困家庭进行系统性的探访和救济。”同上，第1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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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lasky, 第122页，引自William G. Fremantle著, “作为救赎对象的世界”（The World as the Subject of Redemption）, 第2版 (New York: Longmans, Green, 1895), 第2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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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在很多社区中，只要私人机构——包括慈善组织协会——继续照顾这些符合救济资格的家庭，政府就很容易逃避责任。”同上，第137-138页，引自Frank Dekker Watson著，“慈善组织运动在美国”（The Charity Organization Move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New York: Macmillan, 1922), 第398-3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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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win Unger著,“最好的意图：肯尼迪、约翰逊和尼克松领导下伟大社会的成败”（The Best of Intentions: The Triumphs and Failures of the Great Society under Kennedy, Johnson, and Nixon）(New York: Doubleday,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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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不加修饰的统计令人反思。1968年，当林登·约翰逊离任时，按照官方的定义，有13%的美国人属于穷人。在之后的12年，我们在社会福利方面的支出翻了四倍。而在1980年，美国人的贫困率是——13%. 难道什么也没有改变吗？” Charles Murray著, “失落地：美国社会政策，1950-1980年”（Losing Ground: American Social Policy, 1950-1980）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4), 第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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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lasky, 第2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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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Ben Sikma著,“私人的和公共的慷慨”（Generosity Private and Public）,阿克顿宗教和自由研究所网站（Acton Institute for Religion and Liberty Website）,2005年1月12日, http://www.acton.org/ppolicy/comment/article.php?article=238 (accessed July 12,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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