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宽容”的不宽容

现代的大学校园里，不宽容是形成社会麻风病最迅速的途径。不宽容是完全不能容忍的。这是芝加哥大学教授阿伦•布鲁姆（Allan Bloom）在他那本具有胆识的《美国思想的封闭》（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一书中的论点。¹ 据布鲁姆所说，一名因滥交、醉酒、亵渎、懒惰、欺诈而闻名于世的学生，依旧能在同辈之间广受欢迎。但如果有人称同性恋、巫术崇拜或任何其它离经叛道的生活方式或信仰系统是错误或有害的，那么他就会成为众矢之的。如果情况好一点的话，别人会躲避他，而在最坏的情况下，他会被开除、甚至被起诉。

布鲁姆一书的标题，乍看之下有些奇特，因为该书所形容的应该是一个思想非常开阔的文化，是一个脱离了“维多利亚时代”和“清教主义”束缚的文化。大学不用再受“冷漠的正统”所约束，反而奉行从前受到蔑视的各种信仰习俗。但正如布鲁姆所述，他们的思想就是因为太开阔，结果脑袋都废掉了。他们对真理的存在感到怀疑，并认为没有必要去追求真理。于是头脑停止了工作，原本头脑所做的事就改由声带、拳头、下体来顶替。

被指控为不宽容的传统主义者，很少会承认自己犯下这种过错。因为他们强烈地捍卫他人的权利，以维护、保住自己的地位，不管他们会因此显得多古怪，或多么明显地自寻死路。不，他们的过错是声称自己拥有别人所没有的真理，就像耶利米宣扬先祖的信仰来打击偶像崇拜，保罗传扬福音来打击律法主义那样。

不幸的是，这并不是一项关乎真理的问题。问题反而是关乎感觉、尊重和权力——这些都是后现代的众神。所以，当哈佛大学法学院一名教授声称，女性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和黑人，对某部分的法律理论作出的贡献都很少时，结果引起了整个法学院的震动，这并没什么好惊奇的。他们非但不审察这种声明的真实性，反而成立了一个“健康多样性委员会”。结果新开了一门关于敏感的课程，并考虑了一个新的言论条例。² 仿佛有一条新的权利——不被冒犯的权利——被加入了原初的人权法案一样。³

真理受到打击，但更主要的是，逻辑的原则被取消了。多个世纪以来，逻辑学家和雄辩家都坚持，我们必须谨守不自相矛盾的原则——人们不能在坚持一件事的同时，又坚持另一件与之相反的事；一个人必须前后一致。这种观点现在却被当作一种压迫性的标准，而且只有严苛和循规蹈矩的领袖才会对它感兴趣；这类领袖喜欢以理服人甚于用情感去激动人，不愿意“醉心在矛盾之中”。⁴

多年以来，教授致力使自己的学生避开人身攻击式（ad hominem）的争论（对人而不对事的攻击）和移花接木式的谬误（因某样事物的起源有瑕疵而不予考虑）。但这些已不再是“罪行”；现在它们是“美德”，是“解构主义者”所惯用的手段。这类学者从文本中解读出的，就只有压迫者和被压迫者。若他们听见，“我们认为，人人生而平等是不证自明的真理；他们生来就有造物者所赋予的不可剥夺的权利……”，这只会激起他们对美国独立宣言的蔑视。他们所读出来的不是一个有缺点之人（托马斯•杰斐逊 ）的良言，反而是一个奴隶主的家长制（“所有男人”）和宗教偏见（“造物主”）的恐怖。文本中客观的真理被遗忘之后，所关注的就只有潜文本中的不法及邪恶。⁵

可惜，这种观点正在大专院校的围墙内大行其道。举个例子，加拿大的休•欧文斯（Hugh Owens）被萨斯喀彻温人权委员会（Saskatchewan Human Rights Commission）罚款4500美元，因为他在报纸上刊登的一篇广告，引用了批评同性恋的圣经经文。⁶ 虽然这种“过敏的”不宽容行动也许会叫人吃惊，但保罗写提摩太后书 时，就已预测到会有这种事：“末后的日子必有艰难的时期来到。那时，人会专爱自己……不圣洁……不能自律……不爱良善……爱享乐过于爱神……”⁷

在这种情况下，教会最需要做的就是和该种文化形成鲜明对比。牧师要成为先知，会众要成为勇士。但保罗预见的却是一个更叫人震惊的场面：“因为时候快要到了，人必容不下纯正的道理，反而耳朵发痒，随着自己的私欲，增添许多教师，而且转离不听真理，反倒趋向无稽之谈。”⁸

若教会充满谬误，讲坛就必须成为真理的源泉。假使有任何牧者坚持认定，神圣的讲台是不该得罪人的，那他就是严重曲解了这个时代，也曲解了传道者的神圣任务。他需要悔改，并捍卫保罗遗留下的托付：“务要传道；无论时机是否适合，都要常作准备；要以多方的忍耐和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⁹

这个世界虽不会对此表示宽容；但教会同样也必须不宽容。

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