勒享堡的講壇

1942年夏天，兩輛巴士駛抵法國村莊勒享堡（Le Chambon）。維希政府為了向德國侵略者服務，派他們去逮捕那些被保護在這個大多是新教徒的城鎮裏的猶太人。當員警隊長首先要求當地牧師向他提供居住在這裏的猶太人名單，並接著堅持讓他簽署一個呼籲猶太人投降的招貼時，他拒絕了。

員警給這位牧師二十四小時重新考慮的時間，而事實證明，這時間足夠讓猶太人逃到森林裏去了。第二天，員警只發現了一個可疑的猶太人；當他們把他塞進汽車時，村民都圍了過來，把食物通過窗戶遞給他。當局很快發現他的檔案一切正常，於是就把他放了。他拉著一輛運貨馬車，滿載著從貧窮鄉鄰那裏收來的食物，回到了村莊。

當哲學家費爾•哈裏（Phil Hallie）——他本人也是二戰 中一個授勳的炮兵——偶然聽到這個英勇的故事時，發現自己從在研究大屠殺 時所經歷的深刻抑鬱中得到了釋放。從自殺邊緣回來以後，哈裏寫了一本書，叫做《恐怕流了無辜人的血：勒享堡村莊以及良善如何在那裏發生的故事》（Lest Innocent Blood Be Shed: The Story of the Village of Le Chambon and How Goodness Happened There）。¹

這些人怎麼可能找到堅定的意志，經年累月地去反抗納粹清除猶太人的努力？他們怎麼可能運作一條“地下鐵路”，把猶太人送到安全的瑞士呢？的確，這些同情有其歷史根基，因為法國新教徒們自己也忍受了幾百年的迫害。² 單在1572年8月24日的聖巴多羅買日（St. Bartholomew’s Day）那一天，就有數千人被屠殺；直到十八世紀晚期的法國大革命 ，對新教徒的迫害才逐漸平息。

不過哈裏卻選擇專注于他們胡格諾派牧師的講道上。尋找到拯救行動的“勇氣”以後，他總結到，“最明顯的答案就是托克密（Trocmé）牧師自己。他在這四四方方的花崗岩教堂裏的有力佈道，感動了村裏的人們去跟隨耶穌的腳蹤，愛世人，並且願意為他們受苦，甚至為他們受死。³

托克密經常提到“聖靈的力量”，並且督促他教區裏的居民要順從神，而非順從人；“要幫助弱者，儘管這意味著對強者的不順從。⁴” 他的闡述很有說服力。正如他哥哥法蘭西斯所說，“……他在講壇上是一個絕對獨創的演說家，超過我過去從那chaire（位置）上所聽過的任何專家的演說……聽完他的講道以後，一個人只能坐在那兒……淚水模糊了雙眼，好像剛聽過一場撕心裂肺的音樂一般。”⁵

當以色列國在戰後授予托克密公義勳章時，他們引用了1942年八月，在巴黎猶太人的大搜捕中，牧師所講的一篇道：“能發生這樣的事情，而且我們法國人不能抵抗這種野蠻行為，——這種來自一個我們曾經以為已經過去的時代的行為——，是對歐洲的羞辱。基督教會需要因它如今的無能和懦弱，屈膝在神面前，請求寬恕。”⁶

有人可能認為，勒享堡的人們在盡他們的危險責任時，頗為辛苦；然而事實卻表明，喜樂多過緊張和害怕。當早期一位戰慄的猶太難民逃向城鎮附近的一戶農家時，農場女子興奮地對樓上的人喊道，“快下來！快下來！我們家今天來了一位上帝子民的代表!”⁷

她的喜樂來自神話語的根基和聖靈的充滿。哈裏指出，“對於勒享堡的許多新教徒來說，聖經是一本真理和誡命的書，這誡命需要逐字（au pied de la lettre）遵守。的確，神的話必須那樣去遵行，否則就根本不需要遵行。勒享堡人對上帝話語的這種親密感受，使他們在內心深處確信，當他們保護上帝眼中的瞳仁——猶太人——時，正在做著上帝的工作。⁸

托克密牧師的講道激起他的聽眾帶著犧牲的心志去服侍。他的講道事工和他們的基督徒生活，也感動了一位厭戰的猶太哲學家費爾•哈裏的心。好的講道就能做到這點；激起的漣漪繼續不斷地擴散，遠遠越過了教會的圍牆。⁹

注：